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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党创立的红四方面军中，擅长带兵打仗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，除了身任红四方面总指挥的徐向前之外

，另一位便是多年来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了。

然而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“北上南下”之争和“西征战役”期间，由于陈昌浩的错误指挥，

使红四方面军一度承担了不应付出的损失。因此，在1955年解放军的首次授衔中，陈昌浩与共和国的军衔荣誉失之交臂。

1961年，陈昌浩在郁郁寡欢之中离开了人世，结束了他平淡的后半生。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他的儿子却在日后共和国的建设中却大有作为。

那么，陈昌浩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生？他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得与失？他的儿子究竟为共和国做出过怎样的贡献？

红四方面军的“军神”

今天的人们，在提起红四方面军时，总会想起用兵如神的徐向前。然而曾几何时，

“军神”一词是红四方面军战士对陈昌浩的尊称。

在那个遥远的1905年的秋天，10月16日，陈昌浩降临在湖北汉阳的一片田野之上，出生于一个家境尚可的农家

。他天生聪慧，勤奋好学，从私塾到小学，再到中学乃至大学，他总是以优异的成绩领

风骚

，成为老师眼中的楷模，同学眼中的学霸。

1926年，北伐军如烈火般席卷至武汉，那时，正读于武昌高等师范的陈昌浩，被这股革命的热流深深感染，决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。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秘密组织农民协会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理念，激励农民投入斗争，支持北伐战争，并加入了共青团。

大革命失败之后，陈昌浩在1927年9月，带着对革命的不懈追求

，离开了已怀孕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祖泽（未来的核工业技术专家），

远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。在临行前，他为腹中的孩子取名“洋生”，寓意着在父亲远赴异国之际降生。

这个孩子，后来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——陈祖涛。在苏联，陈昌浩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，

成为中共预备党员，与张闻天、秦邦宪等人并列为中共在苏联的“二十八宿”。

在苏联的学习期间，陈昌浩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炽热的革命激情，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。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使他在每一门课程中都名列前茅，尤其是在军事和政治理论上，成绩更是无人能及。

他的这份执着和努力，源于一心想要早日学成归国，为祖国贡献力量。

三年后，陈昌浩满载而归，回到上海继续投身青年团的地下工作。1931年4月，他被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

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，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、少共特委书记。

同年11月7日，红四方面军成立，徐向前担任总指挥，而陈昌浩则担任政委。在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中，

“党指挥枪”是根本原则，因此，陈昌浩实际上成为了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。

年仅25岁的陈昌浩，已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。在那个年纪，能够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，足以见证陈昌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杰出才能。他身为一军之统帅，经常身先士卒，与战友一起冲锋在最前线，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和险恶阴谋。

1931年12月的黄安（今红安）之战中，陈昌浩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乘坐“列宁号”飞机，向敌人投下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单。他的英勇行为不仅炸散了敌人，也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敌军的防线，使我军迅速攻克黄安城。

1932年10月，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利的艰难局面下，陈昌浩和徐向前镇定自若，

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、大巴山区，多次以游击战术击败敌人，并攻克川东北数县。

在连续取得胜利后，陈昌浩与徐向前在这些县城的基础上，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在他们的指挥下，红四方面军稳扎稳打，不仅巩固了现有根据地，

还不断扩大其范围，至1935年3月，川陕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。

陈昌浩的军事才华和革命精神，使他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位“军神”。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一段个人的传奇，更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，见证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风雨中前行的坚韧与勇气。

离开故国的漂泊

在1939年的夏末，8月27日，陈昌浩伴随着自己的第二个儿子陈祖涛，为了治疗体弱多病的身体，

跟随周总理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。他们未曾料到，这一去便是长达十三年的异国居留。

到达莫斯科时，11月的寒风已然凛冽。陈昌浩在这座城市——曾经他青春洋溢的岁月里的栖息之地

——开始了对抗严重胃溃疡的斗争。而他的儿子陈祖涛则踏入了国际儿童院的大门，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。周总理与陈昌浩一行受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热烈欢迎，他们在这片雪国的生活和医疗费用都由共产国际负责。

1941年，苏德战争的硝烟突然弥漫开来，德军的闪电战让苏联措手不及，节节败退。1942年6月，德军更是逼近了苏联的心脏地带，斯大林格勒。

在这场战争的暴风雨中，陈昌浩与众多被紧急疏散的平民一起，来到了中亚共和国的一个偏僻小镇科坎加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无人知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要员

，战乱之中，人们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奔波，没有余力关注彼此的过去。

在科坎加，陈昌浩被苏联政府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采石工人。对此，他没有任何抱怨，更没有不满。他深知，

即使是这样朴实无华的劳动，也是为抗击法西斯做出的贡献，也是间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奉献着力量。因此，他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。

即便身处异国他乡，陈昌浩的心仍牵挂着国内的抗日战场。他渴望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采石工人存在，而是期盼早日回到祖国，重新加入人民的战斗行列，奋勇抗击日寇，直至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大地。

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只要能回到祖国，哪怕是作为一名普通战士，他也心甘情愿。

然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陈昌浩始终未能实现回国参战的愿望。1942年冬天，就在他满怀期待等待着从国内传来的召回命令时，他收到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邀请，聘请他成为一名翻译。由于没有接到回国的命令，

加上翻译工作同样是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，他毫不犹豫地穿上了苏联红军的军装，前往斯大林格勒前线，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正义之战贡献力量。

在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里，陈昌浩，作为一名翻译，原本可以避免置身于血与火的最前线。然而，这位曾经敢于乘坐初投诚飞行员驾驶的飞机，

在敌人头顶投下迫击炮弹的红四方面军政委，怎能在战争面前畏缩？

他一贯身先士卒，勇往直前，从不知所惧。

在苏军与德军的激烈交火中，陈昌浩挖掘战壕，勇冲前线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英勇。

战争过后，他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，赢得了苏军的盛赞，并被授予了苏联的“卫国战争奖章”。

到了1943年，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落幕，共产国际也宣告解散。在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提议下，考虑到陈昌浩出色的俄文水平，

苏共中央决定将他调回苏联。他被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翻译生涯。

在苏联的这些年里，陈昌浩翻译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，包括《近代世界革命史》和《列宁文集》等重要文献。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理论著作，他还投入精力翻译了一部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辞典——《

俄华辞典》。这部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俄华字典，陈昌浩投入数年心血编著而成，以其简明易懂的特点，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陈昌浩的这段生涯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，更是一段跨越国界，连接两种文化的历史。他的每一字每一句，

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，见证着中苏两国文化的交融与流动。

虎父无犬子

遗憾的是，在革命战争期间做出卓越功勋的陈昌浩，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身体原因便早早于1961年病逝，享年61岁。

虽然陈昌浩早早离开了中国人民，但是他的儿子：陈祖涛却延续了他父亲的传奇，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1951年的春风中，陈祖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，毕业归国。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成为发动机车间的技术副主任，一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技术专家。随后于

1953年，他再次跨越国界，赴苏联担任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驻苏代表。这是一段跨越边疆，沐浴异国风情的旅程。

回国后，1955年，陈祖涛的生命轨迹再次转折，他担任了一汽生产准备处的副处长、工艺处副处长、处长，继而成为“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”的处长兼总工程师。他的人生，如同一部精彩纷呈的剧本，与如江泽民、李岚清这样的名人共事，却在一汽的资历中远超过他们。

1960年代初期，他参与了“红旗”轿车、军用越野车两大生产基地的设计与建设，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描绘出一幅宏伟的图景。

1962年至1965年间，他参加了川汽、北汽、南汽、济汽、沈汽、北内、长拖等大型专案的规划设计工作。

1964年，他又参与了二汽的建设，担任总工程师、技术副厂长。

1956年，他前往联邦德国，与奔驰接触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的首次直接联络，为北京与波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。然而，1967年，命运给了他一个猛烈的转折，他遭到了关押、审查。

1970年8月，他在审讯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，却坚守本心，拒绝认罪。

1972年12月，随着中共中央的指示，陈祖涛被重新召唤回二汽，协助书记饶斌恢复二汽的生产。此后直至1980年，他再次在二汽执掌技术工作，任职第一任总工程师、技术副厂长，与王兆国等共同奋斗。

1980年，他应召奔赴北京，参与筹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，历任总工程师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。1982年，他担任中国汽车联合会理事长，主导全国汽车工业的发展。

1988年，陈祖涛步入知天命之年，离开了领导岗位，成为国家科委的专职委员，投身于国家经济开发区的建设，关注着汽车行业的前行之路。2003年12月，他走上了离休的生活。

1993年至2003年间，他曾任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他的生命故事，以自传《我的汽车生涯》的形式在2005年得以诉说。

2022年8月22日，在北京，这位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萌芽到繁荣的巨人安然离世。

陈祖涛的一生，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也讲述了一个人对梦想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与献身。